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亚洲长期被视为增长引擎的中产阶级正在悄然变化,不仅是消费者,还是潮流引领者,更是衡量未来增长潜力的重要指标。
中国的中产阶级规模已超过4亿,比美国总人口还要多。
可就是这样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,如今普通家庭的开支却在明显减少。
对于一个增长率仍维持在5%左右的发展中经济体来说,1%的通胀水平本身就意味着需求相当疲弱,背后反映的是整个社会消费心理的转向。
在传统定义里,中产不仅看收入,还应包括接受过高等教育、从事专业或管理工作、拥有稳定住房、养老储蓄和医疗保障、能够负担度假和娱乐。
按照这一更严格的标准衡量,很多账面上的中产其实并不"达标"。
中国约三分之一的人口,也就是4亿至5亿人属于这一群体,使中国成为全球中产阶级规模最大的国家。
这一群体的崛起起步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经济改革,并在2001年加入WTO后进入加速期。
随着可支配收入不断提高,中国中产曾热衷于购买更大的住房和新家电等有形商品,把它们当作生活改善的标志。
2022年中产消费总额估计达2.
3万亿美元,约占中国GDP的四分之一,规模超过整个日本经济。
他们的消费选择影响着行业格局、商业机会和就业创造。
然而,中国中产正在改变。
虽然规模稳步扩大,但消费增速明显放缓。
曾经被追捧的大牌包、豪华车,正在被更务实的选择替代。
与消费减少相对应的是储蓄激增,2022年居民存款达到17.
8万亿元,2023年略降至16.
7万亿元,但超额储蓄的减少并未转化为消费增长。
中国家庭储蓄率约为可支配收入的三分之一,位列全球前茅,背后原因是养老金、医疗和子女教育等社会保障相对不足,让人们习惯于用自己的钱袋子对冲未知的风险。
育娲人口研究的报告显示,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韩国的全球养育孩子成本第二高的国家,这一数字对任何一个普通家庭来说都是沉重的压力。
在这种"不敢花"的氛围里,一个新词悄然流行起来——"新型穷人"。
他们有房有车,名片上印着体面头衔,社交平台上晒着精致的照片和下午茶,可工资一到账,立马被各种月供吞掉大半。
手机里几张信用卡轮流套现,遇到家里老人突然住院,连五万块现金都周转不出。
表面看是中产,里子却比谁都紧巴,光鲜那一层皮,其实薄得很。
这种"紧巴"并非凭空而来,央行数据显示,到2024年末,全国个人住房贷款余额约为37.
7万亿元,而90后、00后扛走了相当大的份额。
买房时的首付掏空了两代人的积蓄,接下来的二三十年又要用月供绑住大部分收入。
于是消费降级和超额储蓄同时出现,看似矛盾,其实是同一个群体的两副面孔——一面要维持中产的生活姿态,一面要防备随时可能到来的变故。
产能过剩加上消费者捂紧钱包,物价持续走低,又反过来强化了观望情绪,形成了自我强化的通缩循环。
企业降价、家庭降预期、再传导到企业端,这个闭环一旦形成,想要打破就需要非常明确的政策信号和消费刺激。
中产消费变化的涟漪也早已波及海外。
2024年中国出口再创新高,对泰国出口增长14%,泰国对华出口反而下降5%;
泰国在2023年关闭了约2000家工厂,制造业失业问题严重。
泰国对价值低于1500泰铢的进口商品征收7%增值税,主要瞄准的就是中国商品。
印尼提议对中国鞋类、服装、纺织品、陶瓷等征收100%至200%的关税;
越南以未按期注册为由封禁希音和Temu,并指控其挤压本地生产者和销售假货。
值得注意的是,中国出口中已经有超过一半不再是廉价消费品,而是机械、设备和IT产品等资本品,这些是其他国家企业生产所必需的中间投入。
短期内对世界经济是有利的,但从长期看,可能会挤压各国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,影响就业结构,这也是摩擦不断升级的深层原因。
特朗普对所有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,中国则对美国煤炭、天然气、农产品和食品反制征收10%至15%的关税。
2017至2018年,中国出口的20%流向美国,如今这一比例降至约15%,意味着每一个百分点的关税冲击比当年小约25%。
即便如此,贸易战仍可能动摇中产信心,让本就谨慎的消费者更不敢在大件商品上出手。
更棘手的是年轻人的就业问题,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,不包含在校生的16-24岁劳动力失业率为16.
9%,仍在高位徘徊。
大学文凭不再能自动兑换一张通往中产生活的入场券。
"躺平"心态在过去三四年中蔓延,令人担忧。
共同富裕的理念在2021年被重新提起,目标是构建"橄榄型"社会,但疫情冲击、中美关系紧张和政策调整让这条路起步坎坷:虽然帮助最底层实现了脱贫,但如何防止低收入群体返贫、如何托举摇摇欲坠的中产,仍是摆在面前的难题。
有观点认为,中国需要一份新的社会契约,由国家承担更多养老和医疗风险。
这与消费拉动型经济并不等同于福利主义,而是让人们敢花钱的前提条件。
消费者在汽车和奢侈品上的开支减少,但更愿意为生活方式类活动和医疗保健付费,这更像是消费结构的转变,而非趋势的彻底逆转。
毕竟,14亿人口依然在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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